每次有荷里活的超級英雄大電影上映，我都特別感歎：中國的「俠」字，實在太棒了。蝙蝠俠也好、蜘蛛俠也好，原文那個字尾「Man」本來很中性很冷靜，中文譯名變成了「俠」，馬上立體起來，一個字就足以傳達出其形象與行事。只因為俠者與俠義，在每個中國人心裏實在太過熟悉。
俠文化與價值觀，影響中國人千百年，如果說深入骨髓也不為過。比如今時今日中華地區流行的網絡遊戲，武俠主題幾乎佔着壓倒性的數量，所針對的市場對象往往是沒有怎麼讀過武俠小說的年輕族群，但他們自小在耳濡目染下，全都對武俠有一定的認知與投入，這可說是眾多流行文化中的獨有之例。
平民德育課
俠文化的影響當然不僅止於文學和娛樂，它還在不知不覺間塑造了我們的行事原則與價值判斷。當然俠義的價值觀並非獨立產生，它本身很多內容就是取自於儒家等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，但俠文化卻是傳達這些價值的最強載體。人們接受和信奉重義輕利、堅守信諾這類信條，往往不是直接去讀孔孟聖賢書，而是從武俠小說裏的郭靖楊過陸小鳳身上學來的，又或者小時候天天聽着唱着「情與義，值千金」、「毋忘情義，長存浩氣，日後再相知未晚」這些武俠主題歌「洗腦」出來的。武俠，某程度上說，就是平民的德育課。
要追溯「俠」這概念的由來，最多人引用的自然是《史記．游俠列傳》，太史公在序裏所寫的名言：「今游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。」
《游俠列傳》所記的朱家郭解之輩，並不是我們後來讀到小說裏那種高來高去的俠士，說穿了其實都是地方鄉里內有武力的草莽強人——「游俠」之「游」，不是指甚麼流浪俠士，乃是說游於制度外——跟幫派人物沒甚麼分別（有趣的是，日本黑社會也將這個傳統繼承過去，自稱俠客，許多日本幫會的辦公室都會掛着「任俠」的字匾）。司馬遷認為他們值得一記，只是這些人在運用武力時嚴守一定的克己原則。
他在上面這段字就歸納了「俠」的三個最重要元素：許下的信諾必然貫徹到底、助人之時可以不顧自己生死安危、不向人炫耀自己的武力與作過的義行。這三條可說是此後中國傳統判斷「俠者」身分的金科玉律。
看見這些俠義信條，很多人很容易會拿它跟歐洲中世紀的騎士精神，或者日本的武士道相提並論。可是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也寫過：「不同於歐洲騎士或日本武士，這些現實裏具有政治社會地位的階層，所謂中國的『俠者』並非一個真正嚴謹存在的族群或者階級，而不過是市井中不成文的一種榮譽，甚至更多時候只是存在於虛構文藝裏的一種民眾想望，因此也可以隨時演變。」
大家會注意到《史記》對游俠的定義，只是停留在個人道德情操的層次，沒有甚麼更重大目標綱領，跟我們近代常看的「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」有很遠的距離。我認為後期將俠義與國家民族連結起來，主要是小說文藝作品長期下來營造的價值觀。
唐代傳奇短篇裏的劍俠，大都只停留在報仇雪恨的私怨層面，直到武俠小說的鼻祖《水滸傳》，開始將俠義與政治緊密連結起來。眾多梁山好漢裏就以八十萬禁軍教頭「豹子頭」林沖的際遇最為經典，他被高俅父子逼害本身其實是出於私怨，但當梁山泊成為反對貪官奸臣的武裝勢力後，公眾利益與私人恩怨就結合為一，「快意恩仇」與「替天行道」完美結合。後來的《七俠五義》甚至將「行俠」的範圍，擴大到襄陽王謀反的宮廷鬥爭裏，又是經典一例。
過度沉醉大歷史追求
這種「公私結合」的模式，漸漸成為武俠小說激動人心的秘訣，差別只在那「公義」規模的大小。金庸就最擅長這個秘訣，郭靖的殺父之仇與宋、金民族戰爭緊扣一起；張無忌對付仇人成崑跟對抗元朝異族統治也是「利益一致」。
然而武俠這樣的發展趨勢去到極端，又漸漸令原本「俠」的色彩淡薄了。金庸是大師，當然可以做到平衡，但後來的模仿者卻往往把國族或權力鬥爭的題材，愈推愈大也愈推愈遠，最基本的行俠仗義就愈來愈被忽視。
更嚴重的，像這十年八年來的內地武俠大片，空有武俠外殼包裝，內裏卻因過度沉醉於「大歷史」的追求，原來「俠」那追求直接正義的意義都被掏空了，「武俠」變成「無俠」。最明顯例子如張藝謀的《英雄》，俠義最後竟然被虛之又虛的「天下」兩個字蓋過，實在令人不忍卒睹。然後再看近年基斯杜化路蘭的《蝙蝠俠》系列，人家似乎比我們更懂「俠」，不免歎息。
喬靖夫，小說作家，曾嘗試多種不同流行寫作類型，從幻想、架空歷史到偵探警匪，著作逾二十部。近年投入武俠小說世界，以《武道狂之詩》受注目。
文：喬靖夫
圖：喬靖夫、星島圖片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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